说起古人读书，便不由得想起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，如匡衡“凿壁借光”、“孙康映雪”、“车胤囊萤”，还有苏秦“锥刺骨”、孙敬“头悬梁”等等。这些故事都生动地反映了古人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，刻苦学习的精神，对今人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其实，古人读书，目的并不相同，就相当多的人而言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。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，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”是古代士人最理想的人生追求，欲实现这一理想，必须走读书入仕之路，即“学而优则仕”。正如一首古诗所说：“少年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，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”历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士人参政。
如汉武帝时，设太学，实行读经入仕，将读书与仕途结合起来，故汉代便流传“遗子黄金百籝，不如教子一经。”（《汉书•夏侯胜传》）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，无论何等出身，均可经过考试授官。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的渠道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读书热情，尤其那些家境贫寒者，更是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，争取入仕，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，以实现人生价值。
古人对读书可以改变命运，并带来丰厚的利益直言不讳。据传宋真宗赵恒曾写过一首《劝读诗》，形象地描述了读书的功利性：
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有女颜如玉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于簇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元人孔齐在《至正直记》中也讲到了读书的功利作用：
谚云：“日进千文，不如一艺防身”。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。艺之大者，莫如读书而成才广识，达则敬君泽民，流芳百世；穷则隐学受徒，亦能流芳百世。其次农桑最好，无荣无辱，惟尚勤力耳。其次工，次商，皆可托以养身。为子孙计，舍此之外，惟务假势力以取富，虽日进千文之钱，亦不免于衰败零落者，此理之必然也。故曰：“读书万倍利”，此之谓也。
在强烈的功利目的驱动下，古代许多士人克服各种困难，坚持苦读。西汉人倪宽入太学读书，因家贫，资用有困难，便为同学烧饭以自给。还替别人干农活，“带经而锄，休息则读诵。”（《汉书•倪宽传》）后被汉武帝启用，任御史大夫。匡衡好学，家贫，为读书，他不仅“凿壁借光”，还“庸作以供资用”。（《汉书•匡衡传》）汉元帝时为博士，后任丞相。
为实现人生理想，古代许多读书人都经历了艰苦的磨难。《后汉书•承宫传》记载：承宫自幼父母早丧，八岁时替人放猪，当赶着猪群路过学塾时，便放弃猪偷偷地听课。主人得知后非常生气，用鞭子抽他。学塾的老师徐子盛出来讲情，才使承宫解脱。承宫向老师提出给学塾拾柴，劳动之余和学生一起听课，老师答应了。从此，承宫“执苦数年，勤学不倦”，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学者，汉明帝时征为博士。
南朝人顾欢因家贫无法入学读书，便站在学舍的墙壁后听讲。他立志成才，白天劳动，夜晚燃糠照明诵读，坚持不懈，终于成为知名学者。（《南齐书•顾欢传》）江泌家中贫穷，白天干活，夜里读书。为省钱，遇到有月亮的日子，便“随月光握卷升屋”，（《南齐书•江泌传》）爬到屋顶，在月光下读书。
古人读书除了克服客观条件的困难，还要不断战胜自我，甚至忍受皮肉之苦，以磨炼意志。明朝人张溥强闻博记，每读一部书都抄写一遍，再诵读一遍，然后烧掉；接着再读再抄再烧，如此反复七次，书便背熟了。张溥日夜抄书，手指磨出了茧子，冬天手冻裂了，鲜血直流，就在热水里泡一会儿，继续抄写。他有这样的学习经历，便称自己的书房为“七录斋”，其作品取名《文录斋集》。（《明史•张溥传》）
古代书籍数量少，贫寒之家很少有书，爱读书之人便不辞劳苦，四处借书读。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游学洛阳时，因家贫买不起书，便到书肆去读。他读书认真，看一遍就能背诵，“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。”（《后汉书•王充传》）东汉史学家荀悦也因“家贫无书，每之人间，所见篇牍，一览多能诵记。”
西晋人皇甫谧酷爱读书，常常废寝忘食，人称“书淫”。他曾向晋武帝借书看，晋武帝派人给他送来一车。（《晋书•皇甫谧传》）清朝人阎正衡酷爱读书，但家乡偏僻贫穷，找不到书看。一次，他偶从友人处借到《文选》，如获至宝，昼夜研读，几个月后就全部背熟了。他得知一同乡家中有《史记》，便去借阅，同乡不肯，他提出在同乡家中阅读，还不同意。
后来，阎正衡发现同乡家缺少柴草，便提出每天背去一捆柴，换读一天《史记》，同乡才答应。从此阎正衡每天早上打一捆柴，并带着笔墨到同乡家去，边读边抄，几个月后将《史记》全部抄完了。（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10）
古代许多人在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读书的经历，这为他们后来成才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汉代大儒董仲舒读书曾“十年不窥园”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《诲侄等书》中回忆说，自己15岁以后，潜心读书，几乎到了不看外面花园和井台的程度，这样过了十年，才获得了一个能文的名声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博学多才，终生手不释卷。
韩愈三岁丧父，由兄嫂抚养，七岁开始读书，非常刻苦，实在困倦了，就把书当枕头睡一会儿，吃饭没有菜，就边看书边下饭。他每天背诵几百字到几千字的文章，除了精通五经外，对各家杂著，只要能借到的，都广泛阅读。韩愈从政后，仍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。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。
他一生笃志好学，并以此勉励后生晚辈，他说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”，（《进学解》）是劝学名言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困，后来到南郡求学，生活十分艰苦，他在这里苦读了五年，没有脱衣服睡过一个安稳觉，夜晚读书疲劳时就用凉水洗脸，每天靠稀粥充饥，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名臣。
古人读书，除了功利性的目的外，还有闲适性读书。闲适性读书全凭兴趣引路，所注重的不是读书的目的，而是读书的过程。士人在生活中，功利性读书和闲适性读书往往兼而有之。青年时期以功利性读书为主，为的是立足于社会，施展抱负；成年以后，或功成名就，仕宦顺利，或功名无望，隐退乡间，于是，读书便成为一种陶冶情操，增加知识、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。
古代许多士人不仅青少年时刻苦好学，至老年依然手不释卷。三国人向朗，“潜心典籍，孜孜不倦，年逾八十，犹手自校书，刊定谬误，积聚篇卷，于时最多。”（《三国志•蜀书•向朗传》）
南齐人沈驎士，幼时家贫，酷爱读书，常常边干活边读书。他学识渊博，但不愿出仕，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安静地读书。80多岁时，不幸家中失火，他精心保存的数千卷书被烧光。沈驎士非常伤心，决心自己抄书，弥补损失。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，居然抄了几千卷，“卷满数十箧”。（《南史•沈驎士传》）
梁朝著名学者王筠，自幼聪明，16岁时便写出优美幼人的《芍药赋》，受到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赞赏。王筠酷爱读书，他说：“余少好书，老而弥笃，……幼年读《五经》，皆七八十遍。爱《左氏春秋》，吟讽常为口实，广略去取，凡三过五抄。余经及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本草》并再抄。子史诸集皆一遍。未尝倩人假手，并躬自抄录，大小百余卷。”王筠还说，他这样做并非为传扬出去，是因为自己喜欢书，“盖以备遗忘而已”。（《梁书•王筠传》）
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生活中手不释卷，暮年出门旅行，也不忘用骡马驮书伴行。行至边塞关隘就招呼守关老兵到路边酒店，对坐痛饮，咨询当地风土，考察地理形势。顾炎武骑在马上，还全神贯注地背书，由于思想专一，途遇老友打招呼，他竟忘记姓名，甚至信马由缰，跌进崖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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